第1章 中国士大夫的山林之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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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,大约有两年多时间,我闭门读书,足不出户。偶尔出游数日,也必定是回老家的深山里,听泉沥沥,听鸟嘤嘤,在世俗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诗人,在山林里,却能得到天籁之乐,有一次兴尽之余,得诗一首: 风起竹邀花扫石,寒来云为客添衣。 禅家活得无拘碍,尽日南山一局棋。 如果不是置身山林,怎么能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生活?不才以“禅家”自谓,初始,的确如传统文人,属“不得志而逃于禅者”。尔后,在经历了许多历练之后,真正认识到禅是养心蓄气的“不二法门”,便成为一种自觉了。游历天下佛教名山巨刹,寻觅往昔高僧大德的遗踪,便成为我耽于山林的一种方式。去年,我二游天台山,参拜了一千四百年前陈隋之际的大和没尚智顗的rou身塔以及寒山遁隐的山林后,回到寓所,微醺之际又吟出一律: 我本江城士大夫,琼台又到总踟蹰。 昔年秋暮看红叶,此日春深听鹧鸪。 霁月初升钟磬远,樵风暂歇老龙孤。 自从遁去寒山子,谁发清歌对碧芜? 不知不觉,我已经以士大夫自居了。在经历了“五四”运动及“打倒孔家店”等尽破传统的劫数之后,却自称自己是士大夫,是不是有不合时宜的“遗老”作派?但是,在这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今之世,我实在找不到一个比士大夫更合适的词汇,来概括我当下的生活状态。士大夫用之于当今,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汇。若强加解释,应允为知识份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。属于既有恒产又有恒心的人,他们爱国不吝此头、爱已擅长风月。cao守与狂诞齐美,忧患与享乐并重。因此即便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框架里,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,也必定是像布达拉宫中的夜明珠一样闪射出璀灿的光芒。倚松傲啸,对月烹茶;鸡声野店,细雨骑驴┅┅这种种超然世外的山林生活,谁又能说不是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? 二 耶稣、释迦牟尼这样伟大的宗教领袖,以及孔子、老子、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这样杰出的圣人,差不多都诞生在公元前那二三百年间,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。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某种天机,只是我们人类的智力尚不能将它破译。正是这几位横空出世的智者,用他们创立的宗教与思想,给人类的生活指出了方向,一经确定,便很难变更。李白有诗“古来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”。这是诗人的疯话,切不可当真。对圣贤,我历来充满崇敬,正是因为他们,人类才告别愚昧,社会生活才有了秩序。 几乎从一开始,东西方文化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异。对于如何入世,开创人类的事功,西方优于东方;对于如何出世,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养料,东方则明显优于西方。治国者,采用西方的那一套,或许在聚敛财富、伸张国力上大有稗益;但若要治心,让一个人平和起来,优雅起来,东方文化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。 中国上古的圣贤,把个人的修养看得非常重要。如果说儒家看重的是社稷,那么道家看重的却是生命。外儒内道,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内涵。这决不是互相牴牾的两张皮,而是共生互补的对立统一。用儒家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,用道术涵养洞察幽微的心灵。让一个人在进取与退守之间,均能游刃有余。古人有言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很明显,前者属于儒家,后者亲于道术。怎样才能做到独善其身呢?索居陋巷,心远地偏,固然是一种选择,但歌哭于山峦之中,优游于林泉之下,则是一种更佳的选择。 中国古代文人的诗作,极写山林之趣的,几乎可以编纂成洋洋数巨册的山林诗史。说到诗,略说一点题外话,把写诗作为一种职业,用来谋生,这是当代的事。古代的诗人们,除了李白这样一个极为特别的例子,几乎没有一个是专职的。诗歌队伍中的佼佼者,既有帝王将相,也有野老优伶。他们写诗从来都不是为挣稿费,即便是写出洛阳纸贵的千古名篇,也只是获得一片啧啧称赞而已。到了唐代,虽然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了一个“博学鸿词科”,为擅长写诗的士子开辟了一条出仕为官的途径,事实上看来,这也并非善举。用当今话讲,复合型人才不多。写诗当官都很优秀,只有王昌龄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柳宗元、高适、岑参等不多的几个。更多的诗人,如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李商隐、杜牧等,诗是再优秀不过的了,但官却当得滞碍。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,而是从政的能力以及为官一任的绩效。扯远了,且打住,还是说山林。 第一个用诗歌的形式把山林写得非常美好,让人神往心仪的,是陶渊明。且看这一首: 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, 误落尘网中,一去三十年。 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, 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。 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, 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 瞹瞹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, 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巅。 户庭无尘杂,虚室有余闲, 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 这是《归园田闲居五首》中的第一首,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回乡当农民之初写下的。他为我们画出的这一幅“农家乐”,既是风景,也是风情。陶渊明当了十三年的官,一直在卑位,直到离开公职,月俸也仅为五斗米。他辞官的理由,冠冕堂皇的话是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”,乍一听,还以为陶先生器量狭小,是在和皇上闹意气要待遇,其实这理由站不住脚。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钱,在县令位子上远比在农夫位子上容易,君不闻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乎?陶先生纵然不贪,就是在日常酬酢中,也能得到不少实惠的。他真正的辞官理由,在上面这首诗中已表露无遗: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。 把官场比作樊笼,可见陶先生对权门利窦的痛恨。在离职归家的途中,他写下了《归去来辞》,说自己在官场是“心为形役”,并表示“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”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他要追求什么呢?无非是对月饮酒,临流赋诗的山林生活,以及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那一份旷达与闲情。 三 中国的士大夫,为什么对山林情有独钟呢?这关系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及价值取向。明弘治年间,状元出身的罗伦在翰林院修撰任上,因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夺情而遭革职,回四川省永丰县家中闲住。事过境迁后,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,交章呈奏皇上,要起复他。而且,的确有诏书到县,要他赴京履新。但这位罗状元偏不领圣恩,作了一首诗回答皇上: 五柳先生归去来,芰荷衣上露漼漼。 不由天地不由我,无尽烟花无尽杯。 别样家风幽涧竹,一般春意隔墙梅。 老来只怕风涛险,懒下瞿塘滟澦堆。 仿效陶渊明归隐山林,穿上三闾大夫屈原所喜爱的芰荷衣,扶犁南亩,柱杖东山。饮酒饮茶在春秋序里,观人观物在竹梅之间。比起在京为官时“午门待漏寒威逼”的窘态,再看今日的“睡觉东窗日已红”的闲适,有琴书自娱而无冠裳之拘,这是多么大的乐趣。年轻时的罗状元,才华横溢心雄万夫,将一种匡扶社稷的钓鳌之志携到京师,很想在官场里干出一番伟业。恃才傲俗,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既然傲俗,自然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发表意见。如此一来,岂能不忤怒权贵?于是,烟云飘渺的谪官之路上,一代一代,一程一程,走过了多少箫剑相随的才子?罗状元便是其中一个。陶渊明把官场比作“樊笼”,罗伦更是把官场比作长江瞿塘峡中的滟澦堆。这滟澦堆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炸掉。如今三峡大坝建成,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。可是,在此之前,所有长江上的船夫,都将滟澦堆视为鬼门关。这江心的几堆乱石,吞澨了多少过往的船旅。从某种意义说,滟澦堆是死亡的信号。罗伦把滟澦堆比作官场,这不能说是一个文人的变态心理,而是一个遭受挫折的官员的豁然醒悟。热衷于事功者,会认为这是逃避现实而施予冷眼,甚或讥为庸人。对此类诮语,另一位谪官,比罗伦稍后的江西吉水县的罗念庵,归田后屡召不赴,也写了一首诗: 独坐空庭一事无,秋风春雨自团蒲。 而今始解闲非偶,到得能闲几丈夫。 一般的中国人,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顶天立地的伟岸男子,若不是“孤臣白发三千丈”,便是“把栏干拍遍,无人会,英雄意”。但这位罗念庵,却认为大丈夫须得具备赋闲的胆识。坐在团蒲上享受春风秋雨,作为常人,是不难做到的事情,但作为经纶满腹的智者,的确需要道德上的勇气。不思钟鸣鼎食,也不当龙袖骄民,这要拒绝多少诱惑啊! 官场上的失意者,大都选择山林以颐养天年。这似乎已成规律。其实,即便是显官,又何尝不把终老林下作为上善的选择。战国时的范蠡,辞去越国丞相之职,带着绝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,这是多么美丽的结局。我总觉得,李商隐的千古名句“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”是因范蠡的启示而吟出。兹后,急流勇退的显官多得枚不胜举。还有一种为官者,既不显也不贬,只是觉得自己的学识与性格不合在官场久呆,索性也就寄情山水。唐代大诗人王维,便属于这一类,他有一首《酬张少府》的五律,单道这事: 晚年惟好静,万事不关心。 自顾无长策,空知返旧林。 松风吹解带,山月照弹琴。 君问穷通理,渔歌入浦深。 王维返回山林的理由,是因为他心中无治国驭民之长策。这也许是一句真话,唐史上虽然有他的列传,却并不记载他的政绩。尽管有这些佐证,我仍然觉得王维的话有“遁词”之嫌。他的问题不是没有长策,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当官上头。古人有言:“志于功名者,富贵不足以累其心;志于道德者,功名不足以累其心。”可见,中国士大夫有蔑视富贵的传统。一味追求富贵,会遭到清流们的白眼。但是,追求功名,却是一般读书人的热衷。如果把读书人分为三类,则可以说是下等求富贵,中等求功名,上等求道德。普天之下的士子,以下等与中等居多,求道德者,则凤毛麟角。“君问穷道理,渔歌入浦深”,这已是求道德的表现了。在何种样的境界中来思考道德的真谛呢?“松风吹解带,山月照弹琴”,寥寥十个字,为我们勾划出宁静到极致闲适到极致的山林之美。 四 如上所言,也许会给人一种错觉,所有为官者都喜欢山林。其实不是这样。唐人诗:“相逢尽道休官去,林下何曾见一人?”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,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,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 中国古代的官员,其主体都是读书人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,其主体也是读书人。前些年,当“知识就是生产力”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,我曾戏言,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“,金钱美色,尽在书中。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,似应视为一个整体。但若究其人品cao守与价值取向,分岐却是无法弥合的。岳飞与秦桧,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,在历史中并非个案。卑鄙扼杀高贵,终于在文化革命达到全盛。每遇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,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,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,维护道德。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,便足以说明问题。权力滋生腐败,权力更滋生丑恶,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。所以,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,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;另一方面,为了洁身自好,他们只能退隐山林。孔子言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真不愧为圣人言。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译的,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,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?这只能说,士大夫即便为官,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,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。胸中有丘壑,坐地成神仙。可悲的是,太多的为官之人,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,哪里还会有丘壑呢? 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: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”应该说,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,所谓忧患意识是也。身在权力之中,常告诫自己要权力为民所用;身在江湖里,则担心统驭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。有这种想法的人,属于“慨然以天下为已任者”。治国事者,应重仁轻术。过于苛严,也许能提升国力,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。怎样才能做到仁呢?方法只有一个,就是“法自然”。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。《易经》讲大地“厚德载物”,这厚德即是仁。所以说,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,是在精神上追求“仁”的表现,是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。 庙堂与江湖,城市与山林,这都是绝然不同的两种生活场景,反映到具体的某一个人,亦是两种绝然相反的生活状态。有志于事功者,无不想在宏大的权力庙堂里觅到一个位置。另一部份士大夫,则躲避庙堂与城市而置身杂树交花的山林。这些人又可分为两种,一种是在庙堂中吃到了苦头而豁然醒悟的,前面提到的陶渊明、罗伦等当属此类,另一种是天生的厌世派,如庄子。隐居山林便成了他们逃避红尘的最佳选择。后者,常被人视为隐士。在中国的士大夫中,隐士是大家尊崇的对象。最著名的隐士,除了庄子,莫过于僦居柴桑的陶渊明和住在富春江钓台上的严子陵了。历代诗文中,极赞山林之美的,多不胜数。但也有个别的例外,如传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的淮南小山,就写过一篇《招隐士》的小赋,把山林描画成“虎豹斗兮熊羆咆,禽兽骇兮亡其曹”的恐怖地狱,乃至发出了“王孙兮归来。山中兮不可以久留”的呼号。由此可见,作者不是那种深自谦抑的道德修养者,他愿意步入庙堂,在那里,寻求与君王风云际会的机遇。与《招隐士》迥然相异的,另有一篇《北山移文》,骂的是那种假隐士,这两篇文章收在《古文观止》中,这里不再赘述。 庙堂与事功,山林与道德,允为形式内容的统一。一个人,可以先庙堂而后山林,也可以先山林而后庙堂。既可以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,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庙堂。每个人的境遇与学养不同,追求也就不同。孰优孰劣,因事而论。当今之世,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,已不复存在,但热爱山林的读书人,却仍不在少数。现代生活,决定了他们对山林只能是向往或者短暂的亲近,长久隐居在那里,已成为不可能的事。结束本文时,我忍不住还要引用王维的《竹里馆》一诗: 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 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 王维这首诗,写自他的辋川别墅。这辋川,离当时的都城长安不远。长安即是今日的西安。我到西安数次,却是无法找到这个比之陶渊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。不是没有辋川这个地名,而是光秃秃的黄土地上,再没有可供诗人流连的茂林修竹。辋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诗歌里,对于我们后来者,这简直是一种虐待。 wm0ebiqugezhuishubookabc 7878xsranwen520xiaoshuwu99shumeng d9zwbiquge0yjwxwffzw